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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行记之<临夏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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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27 17:59:00 | By: 横利 ] |
临夏的记忆
夏天来了以后，我也离开了北京，带着对伊斯兰的憧憬和向往。
以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调研”，以前我们称之为“体验”。不管调研还是体验，区域却总归是确定了的。出发前，我们算了算我们口袋里的钱，也似乎只能够达到甘肃一带。于是，终点被定在了——从北京出发，先落脚河南，再转到陕西，目的地是到——临夏。
我们实际上也就两个人，我和我的朋友老史。老史是我的老乡，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哥。我们认识很多年了，而在这次出行前几个月我才知道他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一个穆斯林。伊斯兰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我并不清楚；穆斯林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们，我倒是略有所闻。对于一种事物的贬褒往往取决于社会舆论和事物自身的外在表现，这个舆论的外和自身的内足可以构筑一个完整的历史舞台。这就是我在文字上也是在思想上给穆斯林所设置的一个舞台。而在这个舞台之外的人，往往是冷漠的看客；而在这个舞台上的人，也往往是身不由己的戏子。对于穆斯林的判断，基本上就是遵循此种思维模式。我和原谅我，略去河南那一节，并且不表述理由。
抵达临夏后，“我们”中的“们”早已经有些意外的离开了，只剩着一个我在。站在街口，把脸直对着面前那两边都有着耸立着唤礼塔状的路，我看上去一定是有些出格：一顶只是遮盖着三分之二头部的白帽，并且有些脏；一件画有动物的短袖下，露出有着文身的手臂；那条裤子很短，一直短过了膝盖、、、、、、回忆起来，临夏有着很多的理由拒绝我。
但是，我却知道：寺啊，我接近了。
寺里的生活
我落脚在新王寺，那群淳朴的满拉们惊奇的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并且好象很是窃窃私语了一番。对于他们，我的全身上下透出了些反常；对于我，他们眼的余光上下的审视令我心跳达到了一个高度。——我突然觉得这里很陌生。幸亏在我不安的询问下，确定了老康就住在这里。老康是个搞翻译的，他说他做的是比较原始的活和基础资源有关，所以选择了住在比较简陋的寺里。而我来这寺里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老康住在这里。
新王寺不大，也还有点新，但的确是有些简陋。一个并不宽大的大殿，一个两层的教长室和教学课堂，一栋三层高的满拉宿舍，一个水房，和一个厨房。
后来，我知道新王寺是一个赛勒非也的寺，寺的结构等等其实也一样，只是好象他们认识教门的方法和态度不太一样；并且具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是：礼拜要抬三次手。不过，对我，这些并不是令我犯难的事。对我来说，繁难的到是如何在凌晨四点钟起来。
我住在三楼一个他们专门整理出来的小房子里，本来是堆杂物的，只在门口处摆了一张床。即便这样，比起同样小的房子里住满着十几个人的满拉来说，我实在是在享福。并且，在这间独立的小房子里，我还能够保持着抽烟的习惯，这不能不令人觉得惊奇。
我每天晚上要看书看到十二点左右，临夏的十二点似乎比别地的要晚的多。然后，在熄灯后的二十分钟内吸掉两根烟。然后睡去、、、、当然，后面的部分一定是要在秘密中进行的。这样的秘密一直保持了很久，直到我离开新王寺离开临夏。秘密，他始终是秘密，直到有一天我把他叙述成一个平凡的故事。其实，在遥远的那个故事中秘密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大部分时间都忙着在临夏的街道上散步，在一个个风格各异的清真寺里游荡，思考这一种全新的生活所给我造成的精神冲击。
寺里的生活条件很辛苦，每天除了馍馍和土豆汤还是馍馍和土豆汤，并且那些馍馍硬的很。我就奇怪：6月的馍馍怎么会硬成冰块一样？满拉们开玩笑着：这馍馍，硬得能砸死狗。但是即使有这样玩笑，他们却还是能够乐观的幸福的享受着寺里的食物——他们称之为“真主的涅尔麦替”。而我却不行，北方的饮食确切的说是这寺里的食物很伤我南方的胃。在那里几天呆下来，我就觉得自己疲软了。这时，我才知道老康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张脸：苍白的疲倦的。
在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和老康的关系：老康就是康有玺，是我进入穆斯林生活圈时，最早认识的穆斯林之一。初次见老康的时候，是在北京。在见他之前，我见了他的一屋书，书的扉页上总是题着“康有玺存书”字样。书太多了，我还当是卖的。后来才知道，康有玺确有其人，这些书都是他藏的。那时，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把头枕在书上睡觉的人，并在后来知道他是主学哲学的兼学思想史。再后来，听说老康小学都没毕业就去放牛放羊去了，后来走上念经的道路。我不信，和他谈过话的人我想都不大会相信。我记得我和老康初次见面是在一次穆斯林青年的学习聚会上，当时谈了些什么还有些谁我都已经忘记了，惟独没有忘记的是学习后老康把我拉到一边，从裤子里层掏出了一张100元的大票，塞在我的手里。他对我讲了什么，我也已经忘记了，我惟独无法忘记的是我对这件事情所产生过的感动和震撼。后来，我听说老康很穷，也是靠着别人的舍散生活求学的，这让我对他所给的那100元钱产生了更多的感动和震撼，并且还有记忆。其实那次他已经开始在临夏新王寺里翻译《布哈里圣训》了，只是来北京办点事。这样的经历使得我从一开始就对老康充满信任和敬仰，也使我那段千里迢迢奔赴临夏的旅途充满着幸福和希望。这样的心理一直埋藏在我心理，对于老康，苏醒，马迎昌，马生庆，史未安，陈玉锋，马锋刚，马志雄等兄长和老师们，我始终充满着信任和敬仰，而有了他们的祝福和搀扶的旅途，我的心理充满着幸福和希望。即便他们中的有些人我已经是很多年没见了，但是我的内心中最温柔的一角始终保留着对他们的思念和祝福。如果说我认识他们，是我进入伊斯兰大门的开始；那么，走临夏是我信仰旅途的真正开始。从那时起，我正式一个人孤单的独立的走向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对理想的自觉和行走。
当我去到临夏的新王寺里再见老康时，他正忙着校对他的《布哈里圣训》。那时，他神情疲倦脸色苍白。寺里艰苦的条件使得他营养严重的不良，他却还要每天在晨礼后在临夏清冷的街道上跑个来回。我确是隐隐的担忧他会在奔跑的过程中疲软下去，而令我惊喜的是我的估计竟然完全错误。我才真正意识到老康是一个极其坚毅的人，并且能够知难而进。虽然老康的坚毅在我面前起着榜样的作用，但是我的胃口确实越来越差，面对硬馍馍和土豆汤我越来越有些发慌。有一次，我去街上买了5包方便面回来，一次全吃了，并且是干吃的，这让我自己也很吃惊。于是老康在街上买了个电炉回来，买了点油，还买了些菜。伙食在我们自己的动手下终于有了些改善，但是我的心理对那些清真寺里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隐痛却始终伴随着我的成长。对于在临夏的食物，那一次哈支——那个从神圣的麦加归来的朝觐者的名字我早已经忘记了，让我始终铭记的是他们的热情以及那一小口的渗渗泉水——的待客让我记忆犹新：那么香的羊肉，那么美的汤，那么神秘的水，以及那么诱人的油香……
马优素夫阿訇和寺里那些满拉
马优素夫阿訇是临夏人，严格说来当时他还不能算是阿訇，他是王老阿訇的弟子，王老阿訇去朝觐了，他是临时替代的。但当时他在我眼里已经就是阿訇，一个很有学识的年轻阿訇，每个主麻的演讲中他都能滔滔不绝的流利的演讲上半个小时。可惜他讲的什么我从来都没听懂过，我问了老康，这是学问吗？老康说，你听不懂的主要问题是方言和经堂语。我接着问，那把这话说成普通话的话，效果会怎样？老康笑了。这真是个傻问题，如果把方言和经堂语改成普通话的话，还有那种传统的教门味道吗？但随着我和马优素夫阿訇接触的增多，我发现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他的汉语就上过一年小学就开始念经了。我问老康：这是我听不懂的关键性因素吗？
而这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满拉身上都有这样的反映。当时，寺里很多的满拉都是跟着在此开学的王老阿訇来的西宁人，还有部分是来自新疆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读过几年汉语方面的书，虽然他们的经学学的确实不错，但是由于知识的理解问题使得他们在话语的表述中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特别是教义学方面的，他们几乎是把理性的成分排除干净了，即使在对话中，他们都非常盲目的抱持着预定的硬性思维。这似乎是一种普遍性的景象。我和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存在着这样的障碍，有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来念经？”，
他们说“将来当阿訇。”
“然后呢？”
“宣教，为主道奋斗。”
“怎么奋斗？”
“开学，讲经。”
“那教门能传出去吗？”
“托靠安拉。”
这套问答的模式，我想一定很有标准性，就象是一篇论文的答辩词。而这篇论文是集体性的创作，所以成果也是集体共享的。我在这里没有褒贬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想叙述我经过了的事实。马优素夫阿訇和寺里那些满拉们始终都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信仰伊斯兰教？”除了有一个上过初中计划要去沙特留学的小青年，他的名字叫什么我倒是忘了，至于他怎么问我怎么答的细节我也忘了。其实，在当初的我的思想中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涉及到了信仰的责任和实践问题，也涉及到了宣教方式的选择和实践问题。这样的思想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丝毫的改变，这也是我经常在那些关注或者不关注我信仰往事的人群中叙述和建构我的个人信仰历史的主要动机。
马优素夫阿訇和寺里那些满拉们就是那样每天重复着念经和讲经的日子，在我离开新王寺之前的一段时间马优素夫阿訇已经开始拿着他女儿的小学课本学习汉语了，他甚至还问过我学习汉语的窍门。当然这件事并非是由于我的影响，我觉得还是由于时代的影响。当越来越多的满拉走出寺门踏上社会以及出国留学，当越来越多的同我一样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新穆斯林走进清真寺，都充分的昭示了传统的信仰圈的变迁时代就要来临。我，马优素夫阿訇，以及很多的满拉们也都在努力的追赶着时代的脚步。
新王寺和赛勒夫
写下这个题目，我停住了打键盘的手，坐着还“思想”了几分钟。我首先考虑了这个题目该不该写，然后是怎么写。考虑该不该写的问题是因为考虑到这是个“主流”话语圈反对谈教派的时代——我说的主流当然是网络上的主流，所以写这个问题起码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思想和叙述的伸张度。而关于怎么写的问题，你就往下读就可以决定你应该怎样来批评了。
临夏有中国的小麦加之称，言下之意是临夏的教门是非常好的。事实也是如此，这么小的城市有那么多的清真寺，几乎是几百米就一个寺了。那里不但寺多，礼拜的人也多，特别是主麻后你去街道上看一眼，简直就是白帽和花头巾的海洋。这对我这样的新穆斯林来说，不但造成了视觉上的冲击，同时也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涂染了信仰的民间底色。当下，很多学界的很多学人都在喋喋不休的争讨什么“底层叙述”“代言资格”什么的，我想不站在流动的民间道路边仔细观察是不行的，不融入那般的海洋也是不行的。毕竟，认识.认同和反思是构成思想叙述的三大基本要素。我这样讲的意思是：我是有资格来阐述新王寺和赛勒非也的。
我刚到新王寺的时候，做礼拜的时候习惯是抬一次手的，但在这里大家是抬三次手的，俗称“三抬”。于是，我在第一时间内就从一抬升到三抬了，有入乡随俗的意思。起初，也并不在意，后来去了其他几个寺去礼拜竟然发现我的“三抬”的动作遭来我听不懂的呵斥。我声明：我不是有意要去其他寺里去弘扬“三抬”的，而是忘了，习惯性的三抬起来。我回来后粗略的请教研究了一下什么是“三抬”：“三抬”实际就是根据圣训“穆斯林在做礼拜过程中有三次抬手，入拜时抬手，鞠躬前抬手，鞠躬起来抬手”而来，简称“三抬”。大多数“三抬人”觉得“三抬”的名称含有讽刺甚至污蔑，而予以反击。——这里面有个故事：据说，在那个伟大的穆罕默德圣人时代。有很多异教徒信仰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们还保留着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在礼拜的时候腋下夹着他们的偶像。圣人当然知道，于是采用了三次抬手的礼拜动作，目的是使那些丑陋的偶像掉在地上。于是，就有了“三抬”。当然，这个故事“三抬人”是不接受的，不但不接受，而且很生气。他们的腋下可没有偶像的呀？他们是要打破偶像的，因为他们是优秀的穆斯林，他们是“赛勒非也”（即追随前人，也就是圣门弟子，据说确切说是前三辈）。所以他们在礼拜三抬之外，还强调缠头巾穿长袍，磕头时手要先着地，中坐大坐时食指要不停的弹动等等仪式方面的细节，当然留胡子也是必须的。赛勒非也的宗旨说原意是：遵古兰经和圣训，跟着前三辈的圣门弟子走。所以，赛勒夫的阿訇们日常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挖掘经训里能够传达他们教门理念的资源。我就亲眼见证过一个神圣的细节被挖掘出来的的实际效果，就是“鞠躬起来后的操手”——当然这不是我在新王寺的时候发生的。就因为这个“操手”，有一个寺里的教民们开了那个倔强的非要亲自找出经训依据的阿訇。所以，他们那个理论就是赛勒非也的教义的以及思想的基础，虽然有效，却很笼统。我后来有去了赛勒非也在临夏的另一个寺前河沿清真寺，才发现赛勒非也在这里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规模虽然大，但是和其他寺的矛盾也有不少，这点我仅仅是听说，没有查证。其实对我这种知识浅薄的人而言，一抬三抬都没有所谓，所以我在新王寺是三抬的，出了这个寺在其他寺就是一抬的了。我遵循的是“入乡随俗”的原则，这在有些人看来是“没有原则”。但我想，什么是原则呢？在我看来，原则就是目的，就是我和真主之间的秘密。除了它，还有什么可能成为原则的呢？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对所有性质的形式主义都抱有看法以及怜悯，对那些津津乐道“73派，72派怎么怎么，只有1派怎么怎么的”的那些人充满失望。但事实上，新王寺和赛勒非也对我来说还是很大影响的，我的礼拜动作就是从那时候起固定下来的。已致过了若干年以后，我终于在“三抬”的仪式上不再去“入乡随俗”了，因为我逐渐懂得了如何去正视“差异”和讨论“差异”以及致力于阐释“差异”的正当性了。因此，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这样，因为“入乡随俗”不是原则，而是方式。
你读书屋和正道书店以及中阿学校
我是在老康的推荐下去的你读书屋，那时的你读书屋还是叫你读书屋。那时我还不理解为什么把书屋的名字取成“你读”，后来才理解“你读”在阿拉伯语是“亦格然”，也是真主降示给圣人穆罕默德（愿主慈悯他）的第一段经文的第一句。但是，当时我的确没有意识到“你读书屋”所内涵的神圣意愿，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场所。在当时的我看来，你读书屋和正道书店以及中阿学校不一样，一是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二是不限民族的。有人可能会说：你的第二点有点问题，正道书店店和中阿学校也是不限民族的呀？但我更强调的是话语和意识中的“民族”。多年之后，我当初的那种观点也淡了很多，就象我对“你读书屋”的认识一样，也早已经改变了很多。你读书屋在我的认识中，早就从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场所上升到了致力于伊斯兰文化事业建设的象征符号。
我记得我去你读书屋的那天早上是阴天，从新王寺往老王寺方向走转了好几个弯问了好几个戴白帽帽的人才找到。老康对我说过临夏大多数回民都知道你读书屋，正道书店以及中阿学校。果不其然，我找的很是顺利。书屋不大，门口的装饰如何我早已经忘了，只记得门口站着一个戴白帽的年轻人，而书屋里面却是没人。我和年轻人在相互的“色蓝”问候后，寒暄了几句，便知道了他——好象——姓马，河南人。在他了解我是一个汉族穆斯林后，很是热情，不过显然他没有和我这类人进行交流的习惯，便忙着给我介绍书屋里的书。书屋里的书种类繁多，具体有些什么书我记不得了。但是，我还是记得我所挑来看的那本书冯今源的《伊斯兰教百问》，因为我也是在“百问”中长大，所以对那本书记忆犹新。关于你读书屋，还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我在安静的读着《伊斯兰教百问》的时候，来了位乞丐，那乞丐不满足站在门口的乞讨径直走了进来到书屋里读书的人跟前讨要。令我惊奇的是没有人阻止他的进入，甚至连呵斥都没有。我不知道这点是不是临夏的地方习惯，但对我却带来了异常的体验：在这里，乞丐也是能够被尊重的。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访“你读书屋”。
关于正道书店，我知道就在新王寺的对面那栋楼上，好象是在四楼，遗憾的是我没有去过。至于原因嘛，我竟然说不清楚，连虚构也构不出来。我试图消除掉我当时听说过正道书店的记忆，可是很枉然。因为我记得我曾经上去过那栋楼，并在那楼的某层和人打过乒乓球。而关于中阿学校，同样如此。
对于中阿学校，我并不陌生，因为我知道老康，苏醒，马迎昌他们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那里有一个很闻名遐迩的白哈阿訇。我在6月份在那里呆的时候，我也并没有去过那所学校。而在那年的11月份，我才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去了那里，也见了那位闻名遐迩的白哈阿訇。那次，和我同去的是我在文章开头讲到的那位史兄弟的妻子。那时，史兄弟由于宣教的原因而失去了自由，因此我把他的妻儿两个送到临夏来，一方面是念经，另一方面是生活。但是，结果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的不理想。于是，我在热切的托靠中来到临夏却在冷淡的托靠中离开。那次，我在临夏呆了四天，走的那天是早晨，老康送我。在那辆三轮车上，北风吹着冷霜让我感到彻骨的冰。我对老康说：他们母子就拜托你了。老康说：因沙安拉。那时老康也已经搬出了新王寺，住在大祁寺附近的一个民宅里。那里离中阿女校很近，听说他还是每周都去学校讲课，也听说他在学校讲课的时候遭遇了一些误解和攻击。那时，我就想：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我们，我们的理想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呢？而作为纯粹的信仰主义者，我们的纯粹是高尚的还是平庸的？这样的问题追问到了多年以后，我才清醒的判断出那问题是伪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提问没有放在一个可能获得共识的标准上。而我却就在那样的伪装问题的负担下，逐渐的成长起来；而那些有意思的阴错阳差和一些不可避免的无知和主见，都成了我思想深处的宝贵经验。
道观和拱北
在临夏，除了清真寺，学校，以及你读书店以外，对我来说最有影象的可能就是山上的道观和红园公园旁边的拱北了。
某日，我出了寺门，四处游走。后来见着一条上山的路，便顺便登了上去。在走过了一些零落的农家和羊肠般小道以后，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道观。道观的名称，我根本就记不得了，但我清楚的记得那道观的香火很旺，道观的建筑都几乎是新的，占地不小，很宏伟。那那天我在那里几乎没见人，很引起我注意的是正殿的广场上立着一个很大的鼎，好象是铁的，很沉重。我当时就觉着那仿佛是我们生者的命运，立在大地上，点着祈求神灵的香火。那沉重之上的轻灵，很多人便觉得那是信仰。在几天之后的那处伊斯兰教的拱北上，我惊讶的发现了同样的情节。也是香火，也是新的宏伟建筑，也是鼎，也好象是铁的沉重，也是很旺的香火。那沉重之上的轻灵，很多人便觉得那是信仰。道观和拱北，在一种事物的两面，彰显着的却是人的共同命运，人对生命的不安和恐惧。有人说，信仰和迷信仅仅是一线之隔，那一线，我判定它是情感。——它就在很多人心灵的最软弱和疼痛处，凌驾了一切存在，希望和不可知的未来。所以，在这个流行以情感作为信仰的基础和主要支柱的时代，宗教的实践是一件盲目和危险的事。这点从一开始就成为我对宗教命题思索最多的问题之一，也一度对我的思想和认识造成了压力和紧张。我试图从现实的种种表象层面辨析出宗教的真实性，意义性，以及理性，但是我最终还是很失望。
所以我不得不用更多的一些笔墨来描述我在拱北的一些所见：那拱北的外部很气派，据说那些建筑的花费了巨额的金钱。巨额的，我不知道在那些把节衣缩食的钱用来捐献在这些建筑上的民众而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一场噩梦。实际的贫穷和象征的富裕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荒唐的信仰图景，在这图景背后，难道就没有人追问“建筑”的意义在哪里吗？那建筑里，袅绕的香烟四处飘荡似乎在寻找那些它所熟悉的灵魂，据说那些香烟是为了除异味的。但是，当几乎每个进入这个建筑的人都要经过买香烛的过程后，这过程已经不是过程了，而是蕴涵着很深的目的，那目的是什么？而当我在那些老人家的坟墓前，我惊讶的看到那坟前有个大坑，后来我才知道那坑里的土哪里去了。坑里的土哪里去了？据说，那坑里的土被挖去后当药治病去了。这难道就是目的？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物是我所难以理解的，就象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终究会有一些人很难理解我“为什么信仰伊斯兰”一样。虽然，我个人的思想里始终主张个体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但是个体的理性也毕竟不能怀疑一切。我们可以怀疑现象，我们可以怀疑存在，我们可以怀疑行为，我们可以怀疑话语……但是，我们不能怀疑信仰，特别是自己的那些建立在经验判断和理性探索的信仰体验。我知道这个世界被无数错误的观念充斥，所以我才更要有心的去追求信仰的真实性，意义性以及理性。——这就是我写这点记忆文字的一点目的。
离别临夏
就那样，我在临夏一晃呆了快一个月。“临夏的记忆”到这里也接近了它的尾声。我本来还是没有确定离开的日期的，我虽然还并不习惯这里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教门的细枝末节，但是我还是沉浸于这里的神圣气息。我时常想着，在“神圣”的帷幕前，我们人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也是多么的自以为是啊。而到如今的世俗凸现，神圣淡出的时代里，我们最可贵的生命方式就是选择思想，放弃一味对传统的批判，指责，打压；更也不能背叛。所以，我很习惯于自己的肉体还有灵魂在各个清真寺之间的流动和融合。我觉得只有那样，信仰才可能成为精神的宿地，信仰才可能是超越民族以及历史的真正优越。或者，我那是在自得其乐。后来突然有有天，老康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个电话使得我很仓促的离开了临夏，事先都没有什么准备。想来，那就是命运了。命运总是很仓促的来到我们面前，有时候快的我们都无法想象，甚至无法相信。现在我从来读这篇文字，我自己也不禁惊奇的发现我的文字表述中竟然还有“伏笔”的手法：有关临夏的记忆的开端是从我和我的兄长老史入手的，结尾竟然也出乎意料的和他排在了一起，好象我们就是“一条线上被拴着的蚂蚱”。那个电话是关于老史的，同时也牵涉到了我。
老史被公安局羁押了，很突兀的失去了自由。这就是那个电话的重点，也是我匆忙离开临夏的唯一原因。其实，老史并没有做什么，据说是一篇命名为《为后世的乐园和今世的天堂而奋斗》的文章惹出的祸，因为那篇文章还有个小标题：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伊斯兰教的回答。这是我和北京方面同了电话后了解到的信息，我很忧伤。
我是在晨礼拜后悄悄的忧伤的离开临夏的，而我也始终觉得那次同时离开的还有我对理想所抱着的非理性渴望。离别那一会，老康给了我一些路费，然后拉着我的手，没有说话。好一会，然后似乎也很伤感的说：保重。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很多：因为我已经开始清醒的知道，我是必然的要迎着命运行进了。那命运就是我来到临夏，而老史在中途返回北京的命运。后来，我很多次的回忆起我和老康在寺里所讨论过不至一次的有关“自由和前定”的命题。原来，我的自由在我的前定里，而我始终并不知道。而当我知道之后，自由和前定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行走，行走。
而这，也就是离别，是关于临夏记忆的最后结局，可能很没意思。可我知道：我已经确定了我所要选择的方向，并要始终坚定不移的朝着那方向行进，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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